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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2.      從前,母親不“野蠻”,不僅不“野蠻”,而且還很溫柔。


          母親兄弟姐妹九個,二男七女,母親在家排名老二。母親十三歲就背井離鄉,到上海做保姆。母親小學沒讀完,但很能干,她總對我們說:“要是我不退學,肯定能中狀元,要是我不去上海,跟你們外公學剃頭,肯定也是行家里手。”我外公是個剃頭匠。


          父親和母親結婚后,回到老家,一個沙地小鎮,父親在花邊站工作,母親進入膠木廠工作。


          膠木廠的活很辛苦,三班倒,生產各種開關盒子,母親的工作是加工,把膠木粉裝進鐵模具內,再把模具推入機床里,通過加熱加壓,形成膠木制品。前道工序比較簡單,后道工序既難又花力氣。當加壓加熱完成后,必須由人把上千度的模具拿出來,先冷卻,然后翻轉,再用力磕打,把半成品磕出來。模具既燙又重,必須戴厚厚的手套,必須有強大的臂力和腰力。


          為了把廠里發的線手套節約下來,母親盡量用舊的,破了用膠水一層一層粘。她把節約下來的手套給我們做線衫、線褲、線帽和線襪。


          母親手上曾有過許多胼胝,袼褙似的,那都是燙傷留下的痕跡。我曾多次提筆,想寫母親這雙手,但每次提起筆,總落不下筆,悲傷剎時充溢胸間,雙眼漶漫,不忍心寫下去。


          為了增添家用,母親還利用三班倒的時差,見縫插針,做花邊活,遇到時間緊的活,常常通宵達旦。


          母親的辛勞給我們帶來安逸的生活,成為小鎮上的小康家庭。


          可是,好景不長,文化大革命開始。母親對政治運動沒一點感覺,父親卻加入了這史無前例的運動,成為保皇派的一員。那時,父親情緒很低落,灰頭土臉,抽悶煙,為了一點小事,總發大脾氣。我哥在外面闖點小禍,父親就打他,往死里打,甚至吊起來打,母親總是在一邊哭,到了無法忍受時,她便歇斯底里地號啕大哭,邊哭邊喊:“不要打了,要打就打我吧!”那時母親三十剛出頭,但看上去已經像個中年婦女,眼稍已出現魚尾紋,手背上有明顯的褶皺。


          后來,父親被調到縣城工作,母親承擔起管教我們的任務。母親只管不教,在作息時間上給出鐵的紀律,要求我們嚴格執行,別的基本不管,也沒有時間和精力。


          記得初冬的一個晚上,風高月黑,母親上前夜班,我和哥哥到后門的池塘邊玩,發現湖面上有魚在浮頭。哥哥拉著我回家,拿了手電筒、魚釵和水桶,跑到池塘邊。


          那天晚上,一共擢了半水桶魚,興高采烈地回家。


          我哥取出鑰匙開門,門卻被反鎖了,我們敲門,使勁地敲,敲了十幾分鐘,里面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
          我想,完了。


          此時,已是午夜,街上黑咕隆咚,隔壁小太婆家里竄出幾只貓,它們聞到了魚腥味,眼睛發著綠光,在我們腳下停下。寒風颼颼,身上的汗被冷風吹干,我身子開始發顫。這時我才感到家的溫暖,但我們卻被母親拒之門外,我們違逆了母親的心,母親規定我們“十點之前必須睡覺”。


          在寒風中我們足足呆了有兩個小時,瑟瑟發抖,此時門隙里透出一點亮光,里面傳來窸窸窣窣的聲音,緊接著,吱呀一聲,門開了。母親站在門口,滿臉憔悴,眼里噙著淚花,哽咽道:“你們是不是要我死?你們在門外面,我怎么睡得著?你爹回來我非告訴他不可,給你們一點顏色看看!”看到魚釵,又看到水桶,氣不打一處出,立即彎下腰,拎起水桶,把魚倒到街上,說:“誰稀罕這幾條魚!我要是小太婆就好了!!”隔壁小太婆八十好幾,一生獨居,由十幾只貓陪伴。


          魚在地上蹦跳,銀色的鱗片在黯淡的燈光下閃動,身邊的貓撲過去吃魚,又引來一群貓,綠光閃爍。我知道,把這半桶魚倒掉,母親也很心痛,但與我們不守規矩相比,這魚又算得了什么!


          母親并沒把這事告訴父親,她只是嚇唬嚇唬我們,讓我們免于皮肉之苦。


          母親不善言表,所有的溫情都在平常的行動中表現出來,她把剛烈的一面藏在心里,不在忍無可忍之時,絕不把剛烈展示出來。


          我和我哥能健康成長,母親厥功至偉。

             


          1997年,父親得了尿毒癥,開始我們都以為可以治療,以為這病同別的病一樣,只要打針吃藥。后來,我才知道父親的病是不可逆的。但是,母親卻不信,四處求醫,西醫不行,中醫,中醫不行,求佛,死活不讓父親做血液透析。


          母親通過熟人,從省中醫院請了個老中醫,老中醫專治尿毒癥。母親如得救星。那時的父親,人已浮腫,手指在臉上一摳就能摳出一個坑,身上還出現許多紅斑,體內的毒素已經往外攻。老中醫開出的藥方是用中藥泡澡,一天二次,用出汗代替小便排毒。


          在中藥泡澡的日子里,正值仲夏,家里始終彌漫著嗆人的中藥味,母親大汗淋漓,親自為父親洗澡,身上沾滿中藥,呈褐色,像個油漆匠。


          通過中醫治療,父親病情有所好轉,母親喜出望外,斷定病一定能治愈,還煞有介事地研究起中醫來,頭頭是道,逢人便談中醫,對肌肝、尿蛋白等腎功能指標如數家珍,她絕不相信父親的病是不可逆的,厄運不會降臨。


          但是,大大出乎母親意料,父親的小便突然枯竭,中醫治療的效果越來越差,母親如夢方醒,才知道這中醫療法只對急性腎衰病人有用,而父親的雙腎已經衰竭,只有通過血液透析和換腎兩種途徑才能保命。


          最后的決定是父親自己作出的,決定血液透析。在作決定前,父親一聲不吭,坐在醫院走廊的長凳上,頭低沉著,用手帕擦著眼睛。父親流淚了,淚水是從父親心底涌出的,我生平還是第一次看到父親流淚。父親也知道病情的嚴重性,這尿毒癥雖然沒有生命危險,但對男人來講是致命的。父親只有五十五歲,看上去像七十歲。


          母親看到父親落淚,剛毅的一面突現,她攙扶起父親說:“血透就血透,我會照顧你的,等有腎源,馬上換腎,你又可回到從前!”


          到了第二年,腎衰綜合癥在父親身上顯現,最嚴重的是心臟積水引起心衰,發病往往在后半夜。到現在,每當家里的電話在晚上十一點后響起,我會習慣性地緊張,心率會隨之加快,惶恐不安,以為父親又發病了,馬上要到醫院搶救。有時我和哥哥到得遲一點,母親就自己背著父親,從六樓“吭哧、吭哧”下來,氣喘吁吁地在寒風中等我們。我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生病的父親身上,把母親給忽視了,當然,為了父親,母親把自己也給忽視了。其實,母親也老了,她比父親還大幾個月,身體也不怎么樣,她的左眼什么也看不見,青光眼,那是年輕時做電焊工留下的后遺癥,母親還有胸膜炎,時不時要發作……


          1998年底,父親做了腎移植手術。換腎后的父親,神采奕奕,再次走上工作崗位,他還有一年才退休,他說要站好最后一崗。母親也解脫了,開始干自己喜歡干的事,家庭生活恢復正常。


          但是,命運多舛,一年后,父親感染了病毒,住進上海長征醫生的重癥監護室。


          母親在醫院附近的社區招待所住下,我們要她住賓館,她反對,說:“賓館不能燒飯燒菜,招待所可以。”母親還是想自己親手做飯給父親吃。


          醫生把所有的抗生素都用了,還是無濟于事,只能靠物理降溫,在肛門里塞“消炎痛栓”。此活護士都嫌臟,母親親自做。為了不弄臟醫院的床單和棉被,母親在做前先把父親抱到躺椅上,再在床上鋪上吸汗的布,再把父親抱到床上進行物理降溫。干完后母親上手常常沾滿大便,但默默地承受,沒有一句怨言,慢慢地學,到后來,操作自如。當我們看到母親這么干時,心頭隱隱作痛,決定給父親請個護工,母親堅決不肯,一定要自己干,怒氣沖沖,說:“要別人來照顧的話,以后我什么都不來管了,你們來,你們班也不用去上了!”


          我知道,母親是不放心。父親生死未卜,母親自己也要崩潰了,但她還是看到光明的一面。光明與黑暗只差點火光,她要親手點亮重見光明的火種。她已成為父親的影子,這影子無法直立,只是隨著父親的身體狀況變化而變化,她無法得到生活給予的快樂。


          母親獨自一人在上海,舉目無親,既要買菜燒飯,又要到醫院照顧父親,更苦的是她還要跑別的醫院。由于一些特殊的化驗在長征醫院沒法做,要到瑞金醫院,母親就拿著血樣擠公共汽車,心里又掛念著父親,心不在焉,有次差點被人擠出公交車。母親人瘦了十多斤,頭發也白了,含辛茹苦,一心只想父親早日康復。


          父親的病,僅憑當時的醫療水平是無法治愈的,要保腎,性命都難保。到后來,父親出現腦梗塞,神志不清,我們只得讓父親棄腎,丟卒保車,停止服用免疫抑制劑,回蕭山第一醫院治療,重新做血液透析,一方面排除父親體內的毒素,另一方面增強父親的抵抗力。


          回家后,我們讓母親在家休息,如再讓她照顧父親,她會徹底崩潰。可是,母親堅持做飯給父親吃,還自己送到醫院。看我們照顧父親,怎么看都看不順眼,又開始自己動手,失去知覺的父親眼睛朝母親瞥了一瞥,母親就很興奮,說:“你們看,你們看,我一動手,你爹就高興。”


          也許是母親的行動感動了上帝,父親的病情奇跡般地轉好,過了二個月,父親可以起床活動了!


          一切像是做了一個夢,一切從頭開始,父親再次依靠透析機生活。


          2000年,父親第二次換腎。母親吸取教訓,沒有特殊情況絕對不讓父親外出,如外出必須戴口罩,飯前必須洗手,飯后必須刷牙,像管小孩子一樣,非常嚴格。母親有時外出買菜回家,發現父親不在,就急得不可開交,一邊打我和哥哥的電話,一邊到小區里去找,像找離家出走的孩子,真是:一遭被蛇咬,十年怕井繩。


          以前母親怕父親,現在父親怕母親,父親也知道,如果沒有母親,他早就不在人世了。


          但是,老天給了父親機會,給了他一盞神燈,但這神燈的油最后還是干了,因為他沒有像阿拉丁那樣,有枚神戒。平靜的生活只過了八年。


          2008年,父親被確診為肺癌晚期。


          母親得知后,突然“野蠻”起來。

            我和哥咨詢了許多專家,決定不讓父親動手術,采取保守療法。


          母親知道后,情緒瞬間變壞,歇斯底里地喊起來:“你們說不動手術就不動手術?難道你們就這樣眼睜睜地看著你們的爹死!你們必須去上海,去北京,哪怕去美國也要給我把最好的醫生請來!!”


          父親是腎移植者,而且移植了二次,必須終身吃免疫抑制劑,否則移植的腎就要被排斥,現在又得了肺癌,還是晚期,如果再動手術,等于雪上加霜。


          但是,為了母親,我和哥還是帶著父親的病歷和影像去了上海長海醫院,找到了由朋友介紹的教授。教授曾把我朋友的朋友的肺癌醫好。


          教授看了病歷和影像,直搖頭,說:“看來不行,動手術百分之百不行!”我說:“還有沒有其他辦法?”教授說:“目前,唯一的辦法是進行介入療法,我同學他們在搞,對肝癌很有用,肺癌不知行不行,我打電話問問。”


          教授拿起手機,撥通上海肝膽病醫院的翟博士的手機。翟博士是吳孟超的學生,而吳孟超是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,名師出高徒,師徒倆還都是黃菊治療小組成員。


          我們見到了曙光。


          翟博士過來與教授會診后,得出的結論為:“開刀摘除腫瘤絕對不行,只有用介入療法,但成功率很低,主意要你們自己拿。”


          這種介入療法叫“射頻消融法”,定點高溫射殺腫瘤。


          我們舉棋不定,心忐忑不安,黃菊不也沒治愈。


          治與不治?這成了個問題。


              回到家與母親一說,母親情緒高漲,說:“馬上給我去請來!”


              父母呼,應勿緩,父母命,行勿懶……


              介入治療共進行了三次,不但未見效果,而且還加速病情惡化,父親身上的脂肪一下子被癌細胞吞噬。母親看著,心如刀割,突然發飆:“誰叫你們動手術的,還吹牛給黃菊治過病,我問了,黃菊死了!你們爹我不來管了,你們來管!!”


              母親就這么“野蠻”!說完拂袖而去。


              為此,我也一直自責,衷懷歉仄。像父親那樣的情況,與其陪著他在治療之下痛苦地離開人世,還不如陪著他出去旅游,走完他生命最后的旅程。


              父親的死亡報告上寫道:尿毒癥,腎移植二次,高血壓,高血脂,高血糖,腦癱,肺癌,肺癌轉移。


              世上也許找不出第二個人了。


              也虧了母親,在父親生病的十多年里,她既當妻子,又當保姆,還兼醫生護士之職,如負重軛。

              父親去世后,父親走了,母親欲哭無淚,因為最大的痛苦已經受了,最多的眼淚已經流了,最難熬的絕望已經過了。母親整個骨架都散了,神志恍惚,與人說話,眼睛不是看著對方,而是看別處,像是自言自語。


          真如《心是狐獨的獵手》里所說:為什么?相愛的人,有一方去了,為什么剩下的那一個不追隨自己的愛人而去呢?僅僅是因為活著的要埋葬死去的?因為那些必須完成的有條不紊的葬儀?因為那個活著的人好像走到了臨時的舞臺上,每秒鐘都膨脹到無限長,而他正被許多雙眼睛觀看?因為他要履行職責?或者,因為有愛,剩下的那一個必須活下來,為了愛人的復活——因此走了的人就沒有真正的死去,而是在活著的靈魂里成長再生,為什么?


          當人家問母親老周到哪里去了,她總是一句話:老周出差去了。  


              見狀,我發覺母親不對勁,一定有精神障礙。于是聯系好醫生讓她去看。


              “我不去,醫院難道去得還不夠?我死了也不去醫院!”母親嚷道。父親生前,她把醫院當成圣殿,父親死后,醫院在她心中成了墳地。


              我只好自己去找醫生。找到區里最好的精神病醫生,他當過第一醫院的院長。我把母親的情況詳細敘述一遍。他聽后,馬上下了結論:你母親得了嚴重的抑郁癥。說完開了藥方。


              這藥很特別,要攪拌在飯里,與飯一起吃。


          為了不讓母親知道,每次吃飯前,我們都像做賊似的,偷偷地把藥放進飯里。


              最終還是被母親發現。


              她大發雷霆:“你們以為我得精神病了,難怪近來我總感到不對勁,總是睡不醒,原來是你們在搗鬼,從明天開始,你們都給我回到自己家里去吃飯,我不要你們陪了!”罵完后連碗帶飯扔進了垃圾桶。


              我們再三解釋,說這是吃神經病的藥,不是精神病,等等,一切都白搭。說到底,我們自己也搞不清神經病和精神病的區別,抑郁癥到底是神經上的還是精神上的,只有專業人士才能搞清楚。

               面對母親的“野蠻”,我們只得暫時撤退,以退為進,讓她嘗嘗一個人的滋味,同時讓我妻子充當聯絡員,每天與母親通個電話。


              面對孤獨,母親奮起反抗,開始與一批推銷保健品的人為伍,他們成了她的親人。他們叫母親為“媽”、“大姐”、“老板娘”……他們說母親病得不輕,先叫她聽課,免費試用,還贈送禮品,然后就……

              母親就像戰士歸隊,來了個驚天大逆轉,堅決認為自己有病,而且病得不輕!說身體整天搖晃,尤其是腿,像踏在棉花上一般,有時像彈棉花。推銷員說:“這病只有他們能治!”

          . 于是,母親傾囊而出,用一萬買了只飲水器,升級又花好幾千,說會生產堿性水,這堿性水包治百病。又花了一萬多買了康佰磁性床墊,這床墊也治百病。買了皰子粉,蛇酒,蟲草,海參,海藻,螺旋藻,瑪咖……三萬元一只的神戒,磁枕,磁衣……在保健品推銷人員面前,錢不再是錢,如同毛草紙。

                當錢用得差不多時,母親想到了我們,但又難以啟齒。她另辟蹊徑,打電話給我妻子:“我便秘了,痔瘡發作了,我要去醫院把它割了。”


          當一個人有病時說無病,無病時說有病,那么,他或她,真的病了,而且病得不輕。


              我立即聯系醫生,在蕭山醫院安排好床位,讓母親住院。

              動手術前,看見別人都在做腸鏡,母親突然提出也要去做腸鏡,說自己便秘可能不是痔瘡引起的,是腸出了問題。

              做完腸鏡,第二天割了痔瘡,我們給她請了護工。想不到她與護工又叫上了勁,動不動就罵護工,要辭退她,說護工的工資她可以買好多保健品,讓人哭笑不得。但與鄰床的張伯伯卻很投機,張伯伯是個退休教師,倆人還出去散步。我以為有戲了,讓母親找個老伴不失為一個良方。我高興得屁顛顛的。

              可是,我一打聽,人家的老伴健在,這姻緣如同喇嘛頭上的帽子,黃了,否則,母親成第三者插足。

              我們希望母親在醫院里多住一段時間,等全愈后再出院。想不到她只待了五天,吵死吵活要回家,說家里的花要渴死了。

              我們又次在她的“野蠻”面前,棄械投降,順應了地。

              到規定的時間回醫院復檢時,又出了狀況。復檢時母親突然尖叫起來,把醫生嚇個半死,還以為他做的手術出了差錯,再疼也不至于這么尖叫,一把把我拉到護士站,壓低聲音說:“你媽怎么會事?”他以為她有精神病,我連忙解釋道:“我母親患有抑郁癥。”他點點頭:“怪不得,手術前,她的舉止就反常,老是說腿不行,搖晃搖晃,把一丁點不適無限放大,我開個單子,你帶她到精神科去看看。”

          精神科,不叫精神科,叫心理科,求診的病人很多,個個神情與我母親如同出一轍。看病時,母親還好,與陌生的病人聊天,但一到家,看了所配的藥,破口大罵:“這醫生有病,又給我配精神病的藥,堅決不吃!”說完把藥扔出窗外。

              這藥名叫“鹽酸度洛西汀腸溶膠囊”,只有醫學博士才能懂,里面只有八粒藥,說明書倒很大,有報紙那么大,正反面皆是。從藥的成份分析到抑郁癥病人自殺的原因,自殺還從少年到青年到中年人到老年人,分門別類,連篇累牘,洋洋萬字,佶屈聱牙,字又小得如女人臉上的雀斑,僅不良反應一覽表就占四分之一的頁面,涉及人體的各個方面,從身體到身心,都有副作用,而功能只有幾個字:用于治療抑郁癥。怪不得母親起疑心,正常人也會被逼瘋。


              我們和醫生都治不好母親,但是,一次意外的事故卻治好了她。

              那天,我剛進辦公室,接到哥的電話:“媽給車撞了,很嚴重,現在正在第一醫院急癥室。”

              我驚愕,頓感天崩地裂。

              我趕緊叫上司機,沖進電梯,嫌電梯的速度慢,恨不得從十七樓跳下去。真是:天有不測風云,人有旦夕禍福。

               到醫院后,母親正在拍X光。我沖進X光室,結果剛出來。


          謝天謝地,還好,只是左手肩胛處脫臼,沒有骨折和骨碎,而且也不是被汽車撞的,是一輛電動三輪車。


              母親臉煞白,像一張白紙,嘴唇浮腫,還流著血。

              她坐在輪椅上,六神無主,被嚇得哇哇直叫,以為自己已經死了。

              我們推著母親回診室。醫生焦頭爛額,病人個個都疼痛難熬,眉頭緊鎖,呲牙咧嘴地呻吟。

              醫生從電腦上看了姆媽的X光片子,說:“還好,只是脫臼。”說完立刻開始治療。    

              治療完畢,母親的臉漸漸有些血色,再也“野蠻”不起來,手臂擱在繃帶上,像傷兵剛從戰場上下來,囁嚅道:“幸虧穿了紅褲頭,不然命都丟了。”母親屬馬,那年是她的本命年,犯太歲。

              出院后,暮色降臨,在外面吃了晚飯就直接帶母親到我家,強行讓她在我家住下。她沒轍了,很不情愿的樣子。她從來沒有在我家睡過,也沒在我哥家睡過,她太倔強,太執拗了。

              我搬進新居后,曾叫母親過來住,她死活也不肯,說:“寧愿死在老小區,也不住在你家。老屋熱鬧,晚上你父親要回來。”我父親就在老小區的家里駕鶴西去的。

              第二天,嫌白繃帶難看,用絲巾代替,無所事事,白天到我哥那兒,與緣孫女一起在小區逛。以前她基本上不去的,怕帶不好小孩,遭我嫂和侄女她們白眼。現在的孩子,很金貴,像我侄女的女兒,保姆都換了四個,其中三個是菲傭,現在那孩子就由菲傭管著,英語也會幾句,與太婆有些生份,但這次受傷,倒是讓一老一小產生了感情。

              一到晚上,母親就坐在電視機前。她看的節目都是如阿六頭講新聞和老娘舅之類,最愛看相親節目,特別是江蘇衛視的《非誠勿擾》,一集都不落,而我還以為這節目被廣電部槍斃了,好長時間沒看了。


              母親看電視,我在旁邊看書或用iPad上網。母親對24位女嘉賓的國藉、學歷、職業等了如指掌,連那些被牽者的她也都知道。我很奇怪,后來才知道有些是重播。她最喜歡那主持人,說他有特點,嘴歪。


              看著看著,母親突然會興奮地叫喊起來:“爆燈了!”我問:“什么爆燈了?”母親說:“就是女嘉賓看上男嘉賓了。”果然,24位美女中有一個面前的燈亮了。母親還總替男嘉賓擔心,說:“男的話絕對不能多,話多了,燈也滅了。”

              母親在我家不到半個月,她就把小區里的人家搞清楚了一半。知道了我家樓下的是哪兒的,為什么只有周末才來住。隔壁一樓還是靖江老鄉,這我知道,但記不清她家里人,母親說:“她娘當過靖江公社的婦聯主任,她有個女兒,剛出國留學回家。”還知道了有一家只住著一個老太婆和保姆,老太婆懷疑保姆偷東西,而她女兒卻認為不打緊,去個強盜來個賊,保姆都一樣,與其換個人來偷,還不如老的好,該拿的也都拿了,會生悔過之心的……

              總之,如果我母親在我家住半年,小區里的人也差不多都認識了。現在的鄰里關系很差,如同陌路,主要由于像我母親那樣的人少,我們呢,熱衷于賺錢,人情自然淡了,常常以自我為中心,鄰里之間老死不相往來,連自己的同學也只發個微信什么的,很少見面。

              母親在我家,家里養的花都起死為生。

              在冬季,我根本沒照顧花,也沒把花搬進室內,水也不澆,有好多花都瀕臨死亡。母親見狀,大罵道:“要么不養,養就好端端地養,不要以為冬天不用澆水,人為什么天天要喝水,花也一樣。”說完就開始修理花,盡管只有一只手可用。隨著早春到來,那些病懨懨的花奇跡般地發出新芽。

              真是因禍得福,一場車禍讓母親不再“野蠻”,云開霧散,可謂:沉舟側畔千舟過,病樹前頭萬木春。

              從前,在溫柔的母親撫養之下,我們并沒有感到什么特別,還認為天經地義,當母親變得“野蠻”時,我們卻不能用溫柔去融化母親的“野蠻”,甚至陪她吃個飯的時間都很少有。


              嗚呼,哀哉!
         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《完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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